从中国宋朝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航运监管者们一直通过核查进出港船舶的各类证件来判断适航能力，从而确保运输安全。

　　不过，这一延续数千年的水上安全“签证制”，此前正式被“放管服”的大潮卷走。官方通过修改《海上交通安全法》，把本国籍国内航行船舶进出港口的条件从办理“签证”改为“报告”信息，从而大大提高船舶周转效率和船舶公司成本。

　　而这只是中国政府推动职能转变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过去数年来，围绕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的改革目标，中国政府从“放”“管”“服”三个方面展开了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放”是要简政放权。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中国政府对于市场的管理方式是通过设置种种门槛，用审批发证的“关卡”，把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挡在市场“门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管理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一方面，随着市场体量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的日趋复杂，政府越来越难以设定出一个在“事前”对企业的好坏进行预判的标准；另一方面，准入审批所导致的权力寻租和不当利益也日益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政府的改革思路是通过减少事前审批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用“管”和“服”让企业享受制度红利，并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减”首先体现在行业准入，伴随着政府推动减“证”和推进“证照分离”，中国就业创业的门槛大幅降低，从而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目前中国每天新增1.5万户企业，活跃度接近70%，比改革前每天新登记0.69万户的水平翻了一番。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政府对审批权力的限制正慢慢从“必须减多少”向“只能做这么多”升级。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全面推行清单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未来政府不该有的权力将被彻底拦在清单之外。

　　“减”还体现在为内外资投资的限制松绑。为了破除制约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羁绊，中国政府开始全力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凡是技术工艺成熟、通过市场机制和事中事后监管能保证质量安全的产品，一律取消生产许可。同时，要求对95%以上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的开放、便利措施。

　　过去五年间，国务院各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比例超过40%，不少地方超过70%；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数量累计减少90%。

　　在给准入门槛做减法的同时，中国政府也通过事中事后监管的“加法”和服务的“乘法”让违法违规的企业更容易被市场识别和淘汰。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指出，公平营商创条件，放管结合并重推进，明规矩于前，明确市场主体行为边界特别是不能触碰的红线；寓严管于中，充实一线监管力量；施重惩于后，把严重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坚决清除出市场，严厉惩处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而信用体系的建设则是政府做好“服务”的典型案例。近年来，官方通过打造统一的信用信息查询网站，多部门共享信息联合惩戒失信者，让信用信息成为重要的“服务红利”。

　　数据显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线半年来，累计访问量已达354.84亿人次，累计查询量163.67亿人次。诚信体系建设也成为政府在推动家政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发展时的重要一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