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上午，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2016年第11讲(总第91讲)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武门办公区多功能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立华同志，作了题为《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解决——以北宋道学为核心》的精彩演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尚之，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了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九十一讲(李汝/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他讲到，邀请杨教授讲授“宋明理学”理由既复杂又简单，正像我们研究红色文化不能不研究井冈山精神和红军长征历史一样，研究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一种既贯通宇宙自然、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统能够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新儒学，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我们常说“四书五经”，“四书”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著作，也是科举制度考取功名最基本的教材，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大成者，是对“五经”进一步的细致化、精致化、学理化和体系化。正像研究红军长征历史不能不研究通道会议、猴场会议乃至遵义会议一样，研究宋明理学就不能不研究北宋道学，不能不研究北宋五子。

　　在历时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杨教授从中国哲学史、儒学、佛教与道教入手，着重分析、讲解了哲学与时代问题之间的关联性，使现场听众深刻地感受到哲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时代确立价值基础的重要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立华(李汝/摄) 　　 　　

　　一、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当人类文明开始演进到能够以整体眼光和哲学方式来思考世界、人生的时候，所到达的哲学洞见的高度就是人类达到的最高度。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轴心期”，指出“对我们来说，轴心期成了一个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轴心期”基本上成为人类文明上的回心之轴，人类文明在“轴心期”之后每一步的发展都会不断地回到“轴心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思想中去，获得滋养和前行的动力。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代表作《理想国》一书，就是今天最了不起的哲学研究者也不敢说真读懂了，为什么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就能够开始以整体的眼光来审视、思考哲学的高度？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经验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经验的不断扩展，但是经验无论怎么扩展，都无助于从根本上、整体上来审视人生世界的道理。中国哲学家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庄子《养生主》开篇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牅，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所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孟子《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真正取得“轴心期”文明的伟大哲学和文明的突破有三个要素：第一，文明充分改善。轴心时代其实已经具备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第二，时代问题空前尖锐。一个以哲学为业的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张力和思想问题的时代，试图通过对一种道理的探索安顿社会大众；第三，生活世界足够简单。生活世界越简单越容易看到生活的本质。生活世界越复杂，技术性环节越多，人的精力越被大量消耗。所以在轴心时代生活的人，能够更方便的以掌权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人生的问题。

　　当今中西方哲学虽然不断回归“轴心期”哲学洞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越接近我们时代的哲学就越难读？表面上看起来，越早期的经典越容易读，无论如何柏拉图比黑格尔容易懂，这是因为随着时代问题、思想问题、价值危机程度的不断深化，哲学的体系化程度、哲学论辩的复杂程度、哲学阐述的严谨程度一直在发展。足够的说服力才能让哲学真正做到为时代价值确定基础。

　　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守护每个时代的基本价值根基，当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被动摇，它要起来捍卫；当这个时代的价值根基被拔除，它要重新为时代确立价值基础。北宋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时代确立价值基础。

　　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可以用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过程加以概括和总结。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春秋末年，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与价值基础的动摇。这个时代虽然有共同的价值基础，但是人们的价值确信已经不那么坚定了。孔子没有遇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挑战，孔子时代人们仍有统一的价值共识。

　　第二个阶段，战国时期，孟子的时代：百家争鸣与价值基础的缺失。不再有统一的价值基础，每个人认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庄子言“故有儒墨之是非”，孟子曰“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其实是不断的辩论、论证、说服，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所以《孟子》思想、逻辑的严谨程度和说服力量比《论语》大得多。这一时期虽然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但价值本身在这个时代没有受到质疑。

　　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价值本身受到了质疑。它的价值危机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人怎么活有区别吗？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人们突然发现“死”成为消除一切差别的最根本要素。《列子》中有一篇体现了这个时代思想的本质，“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是以魏晋时代追求及时行乐。时代价值危机深化，随之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的魏晋玄学是这一时期中国哲学思维的一大飞跃。

　　第四个阶段，唐宋之际，宋明理学的发展时期。在佛、老的侵蚀下，世界的存有本身也失去了其根本的确定性。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出现，正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隋唐时期，士大夫精神世界不是归于佛教就是归于道教，儒家思想文化极度衰落，真正有儒家价值信念的人越来越少。这个背景其实恰恰是儒学复兴运动产生的背景。佛教最早从汉代传入中国，先是在民间底层作为一般宗教，没有对士大夫的精神境界发生影响，东晋时代，佛教真正在士大夫精神世界里发生深刻影响，直到唐代发展达到高峰。而道教主张“我命由我不由天”，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中国哲学普遍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时间是无限的，意味着只有追求永生人生才有意义，这一时期是一种凶猛的虚无主义。佛教的逻辑从根本上是要追求解脱，苦来源于执着，破除对“我”的执着和“对象”的执着，关键在于“无我”。庄子说“至人无己”，认为人可以做到“忘我”，但做不到“无我”。简单的说，佛教和道教的虚无主义可以概括为——世界真的存在吗？我们真的活着吗？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人的行为的价值都是可以虚无化的，这对于人的道德生活而言是非常危险的。

　　二、儒学复兴运动与北宋五子

　　面对虚无主义价值危机，中唐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倡导儒学复兴运动。钱穆先生讲：“治宋学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唐，而已昌黎韩氏为之率”，研治宋学一定要从唐代开始，而韩愈是其中最重要的。总体说来，儒学复兴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意味着一种非常清晰的理性思想风格的复兴。儒学复兴在破除虚无主义价值危机时候就有了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在佛道二家的兴盛中，如何保持中国历代延承的儒家生活方式。第二个方面，就是怎么来对治在政俗两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宗教迷狂，倡导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态度。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虽然达到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但从理论建设角度看，韩愈对佛、道的批判，主要着眼于社会经济理由。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政治性的、强制性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种强制手段，并不能从道理、逻辑方面说服一种思想。面对佛道二家的笼罩性影响，如何在道理上真正地破除佛、老的影响逐渐成为两宋时代儒学发展的主题。这也是宋明理学，特别是两宋道学，在哲学形态上更具思辨性的根本原因。

　　从韩愈开始，儒学开始走向复兴。但是儒学复兴的道路仍然是晦而不明的，韩愈只是模模糊糊地找到了一个儒学复兴的方向，但是儒学复兴的具体问题还没有真正地提出，儒学复兴的具体目标还没有真正明确。北宋五子是北宋最核心的五大哲学家：周敦颐、邵雍、程颢、张载、程颐。北宋五子的出现，使儒学复兴运动达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峰，儒学开始以系统的、精致的、哲学的面相出现。

　　程颢最早明确地把儒学复兴的课题当作一个完整的问题提出来，提出“自明吾理”的主张。将儒学复兴运动的主题明确为——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这是儒学的一个明确的号召。儒学自立后就不用再去和佛教争辩，这个道理就在这里，真伪自辨。在中国哲学的视野中，哲学的思考始终是跟生活安排有关系的，我们实际上要不断去探索一种好的生活安排，而这种好的生活安排背后又有其形上学的、哲学的依据。这种哲学依据首先源自对天地自然之理的观察和体会。宋明道学的哲学体系的结构之严谨，是远远超过前代的。

　　北宋五子在“自立吾理”方面都进行了足够的理论探索，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早期宋明理学的主要理论主张和重要思想成就，有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邵雍的“客观唯心主义”，二程的形而上形而下“历史世界的本质”，其中，最具哲学品格、体系化程度最高的是张载。二程的哲学如果得不到朱子那种深刻的体系化，那么它是否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或者它的哲学体系的内在价值是否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至少是不无疑问的。张载是个例外，张载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张载思想是一个气本论的架构。张载认为，实存的世界是由两种存在形态构成的：一种是太虚，一种是气。天地万物的存在，不过是气的不同形态。太虚不意味着不存在。张载太虚与气的思想，其哲学的根本指向在于破除佛、老的虚无世界观。一方面针对佛、老的宇宙论，“虚无穷”，太虚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象状、性质的。“气有限”，气是有限定的。在某种意义上，张载所讲的宇宙应该是一个有确定的量的宇宙，不是一个无限的宇宙，气在一定的量中轮回，这也是后来二程批评他最多的地方。另一方面，虚气关系针对佛、老的生死观。认为形体是有消散的，我的真常本性却永远存在。他的生死观比较接近道教，还不够儒家，所以二程对他的生死观也是有批评的。二程要破的佛教的生死观不是寂灭而是轮回。这个世界，人消亡了就是往而不返，个体的灭尽无余是天道生生不已得以完成的逻辑环节。从这个角度讲，二程建立了真正属于儒家的生死观，站在了一个新的哲学高度。

　　张载哲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系统，它到底指向什么，它要论证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中间环节就是“感”。所以你就能明白张载为什么要强调两体，为什么要强调差异的普遍存在。张载讲“天地万物，无一物相肖者”，强调这种差异的普遍存在就是要安顿这个字——“感”。为什么强调“感”的重要？真正目的还是要破佛教。在哲学上证明了感的普遍性，也就证明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普遍的关联性；这种普遍的关联性，从根本上证明了儒家强调的伦常关系的合理性。我认为有三个字揭示了北宋士大夫的精神，这三个字分别是范仲淹的“忧”，程颢的“仁”，张载的“感”。这三个字构成了北宋士大夫真正的精神根柢。正因为这三个字，北宋士大夫对天下国家才有那样的情怀。其中，最具哲学意味的是张载的“感”。

　　虽然北宋王朝从整体上看给人的印象是积贫积弱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在某种程度上，北宋的思想艺术成就、文学所达到的高度都可以算作是空前绝后的。佛教法师僧肇《物不迁论》中“如来功留万世而长存，道通百劫而弥固。果以功业不可朽故也”，讲的就是作用不灭。由于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你不管做过什么，你的影响会无限延伸下去，你的作用会凝结在后来世界的发展当中，这难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吗？我们今天的人生意义应该怎么理解？对我来说，人活着是有差别的，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努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死后又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现场签名(李汝/摄)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谈到，杨立华教授的演讲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价值危机和哲学的突破。这个问题是讲宋明理学的背景和前提，回答了为什么宋学会产生在这个历史时期。从孔孟时代、春秋战国、魏晋玄学到唐宋之际，作为社会主导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根柢主要是佛教和道教，这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追求。真正具有儒家正统观念的人越来越少，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价值基础的动摇、缺失乃至价值本身存在的质疑，造成了对儒家正统观念创造性的恢复和发展，凸显了寻求确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急迫性，呼唤着若干知识分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从程颢 “自立吾理”讲到北宋五子，特别是张载的哲学努力。恩格斯认为政治和经济相关联但是也有不一致性，有的时候经济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在理论上弹奏或者拉动“第一小提琴”。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北宋五子身体力行，奉献终生，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概念体系，成为漫长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精英人才的主要精神营养，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主要的思想底蕴和内在实力。可以说理论问题、理论思维对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绝对重要的，因此学习宋明理学对于我们了解儒学学说，继承传统文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其中的局限性。

　　第三，讲到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价值呈现，提出哲学要为时代立根。这实际在讲我们今天应如何来看待和对待宋明理学及儒家学说。应该说，宋明理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正统文化理念的灿烂篇章，既是我们坚守文化自信、追求文化自觉的重要依据和源泉，又是我们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借鉴。中国共产党许多重大战略、策略同中国文化中宋明理学“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哲学精神有着非常深刻的渊源关系。

　　据主持人介绍，2016年第12讲(总第92讲)读书讲坛定于12月24日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