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上午，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今年第七讲（总第六十三讲）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多功能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马勇教授，作了题为《甲午战争：缘起、过程及启示》的精彩演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蒋建国在演讲前会见了马勇教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寿山、吴尚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宋明昌，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六十三讲（邓杨/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他讲到，邀请马勇教授为大家主讲这个题目，主要有三点考虑，第一，勿忘国耻，勿忘军耻。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具体发生的时间主要就是7月份到9月中旬的这段时间，甲午战争是日本通过侵略朝鲜最终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是中日军队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也是中日交战中中方的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战后日本对我军民残酷的杀戮和贪得无厌的索地赔款，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历史创伤和挥之不去的奇耻大辱。第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又是一个惯于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无论是借朝鲜东学党人起义向中国发难的甲午战争，还是卢沟桥事变中的欲加之罪，都要求我们丢掉幻想、准备战斗，都要求我们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有把底线设为“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层面，我们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的结局。第三，痛定思痛，发奋改革。要深度思考和总结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由封建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思考和总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如何转化为国民精神和军队精神的历史，要通过反思甲午战争，为我们深化改革提供正能量和积极元素。马勇教授是我国研究近代史的大专家，也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专家，有若干重要论述，他就甲午战争作过多次演讲，反响强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马勇教授（邓杨/摄） 

　　　一、甲午战争的源起 

　　近代东方的问题，都来源于西方。工业革命和新技术促使西方产能过剩，然后资本的力量开始往全世界扩散。这时，中国和日本，甚至包括所有东方国家，都受到西方资本的冲击。过去，我们称之为西方势力东来，或者殖民势力东来，其实就是资本的力量在入侵。但在面对西方的时候，中日两个国家的选择不一样。我们可以比较1840年和1853年两个事件的差异。

　　1840年之前，英国已两次来中国叩关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第一次访华，1816年英国使团第二次访华。但是，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都很坦然地说不要全部打开国门。因为当时的中国已有广州一口通商，并不是完全锁国的状态，中国和西方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但是没有自由的贸易往来。可以想象，当年如果一下子把国门完全打开，像日本一样，中国的变化肯定是另外一番情景。另外，当时的中国自认为是天朝帝国，太大了，用乾隆皇帝的话讲，“我们什么都有”。再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结构，士、农、工、商，就更好理解了，中国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始终都不是全体人民的问题，始终都是士阶层的问题。

　　1840年，中国对西方资本采取抵抗的办法，后来才逐渐缓慢地开放五口通商，是在被打了之后才不得不开放的。而日本呢？1853年，它在面对美国的四艘军舰时，乖乖地打开了国门。日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第一，可能与日本的文化根基有关，日本毕竟不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过去一心一意学中国，现在当然可以一心一意学西方；第二，日本长期受荷兰文化的影响，对西方并不陌生。葡萄牙对澳门有影响，但中国的体量太大，西方在1840年之前对中国社会整体影响甚微；第三，日本的国土面积太小，没有腹地，没有纵深，面对强势的美国，非常功利的选择就是与其抵抗失败而开放，不如开放而不失败。

　　我们当年所谓中国的世界秩序就是宗藩体制，天下秩序就这样，但是这个秩序由于西方势力在慢慢改变。西方的压力让中国有非常强烈的发展冲动，那时的中国总觉得自顾不暇，无法继续充当宗藩体制中的老大，丢失琉球是宗藩解体的开始。中国那时如果继续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完全有办法让琉球王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存在。

　　中国为什么就这样貌似心甘情愿丢掉了琉球以及一系列藩国呢？这与中国对藩国的认知转变有关。从大历史背景看，中国文明的边疆一直遵循“以夏化夷”的规则柔性扩张，中原王朝主流文明一直在向周边非主流文明施加正面影响，周边非主流文明经过若干年熏陶，渐渐地“生番”变“熟番”，渐渐地内化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才能充分理解中国文明何以从黄河中下游一隅扩展到后来如此大的四至。

　　中国文明的发展轨道被西方势力东来打断了。中国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突然领悟到自身发展的紧迫性，于是中国在1860年代开始学习西方时选择了一条只顾自身的孤立主义路径，对于中国本土之外的藩国，听之任之，已经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指导、帮助他们共同进步。

　　当然，放弃藩国还有一个非常实在的地缘政治考量。在传统体制下，中原王朝之所以花费那么大的精力构建一个宗藩体制，不惜血本维护这个宗藩体制，是因为这些藩国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有着拱卫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意思。然而到了近代，因为鸦片贸易而发生的战争，英国只用几千人就可以在东南数省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不过万人竟然从南方直达京师。凡此，都在告诉中国的统治者，原先的宗藩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义不大，所谓“国防外线”的藩国到了这时已经没有意义。这就是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宗藩解体的本质，是地缘政治的必要调整。

　　但是，朝鲜却不一样。为什么朝鲜不可以丢？因为朝鲜半岛扼住了北京的咽喉，在那时的中国统治者看来，丢掉了朝鲜，就意味着中国大门洞开，意味着外敌可以通过朝鲜半岛长驱直入。因此，当日本对朝鲜心怀不轨时，中国不得不出手。唇亡齿寒，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含糊。这就是甲午战争之所以发生的根源。

　　　　二、甲午战争的过程 

　　就地缘政治而言，朝鲜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任何对朝鲜的觊觎、蚕食，都意味着对中国利益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开打，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问题在于，朝鲜问题伴随着西方势力东来而日趋严重，这既与朝鲜自身发展道路有关，又与中日两国的选择密切关联。

　　中国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内敛型的，为了自身的发展，心无旁骛，集中精力，集中资源，用三十年时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很不一样，日本明治维新起步晚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好几年，但日本选择了一种发散型的发展道路。明治维新思想家提出的路径是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要用不太长的时间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国家。欲达此目的，正像明治维新思想家所设计的那样，日本必须走出海岛，必须踏上大陆，必须与世界上诸强国直接竞争。中国内敛型的发展道路有其历史依据、合理性，中国逐步放弃一些藩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发散型的发展道路咄咄逼人，吞并琉球，进攻台湾，觊觎朝鲜。凡此，都是日本“大陆政策”一个又一个环节。假如超越中日两国极端对立的立场，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并非让人感到突兀。

　　至于朝鲜，在过往几百年确实是中国的属国，但到了近代，并没有跟随中国一起转变。中国那时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顾及朝鲜的发展，因而在1860年代法国、美国等西方势力相继试图进入朝鲜时，中国既没有向朝鲜提供必要的帮助，也没有尽到敦促朝鲜转身的责任。相反，当美国尤其是日本与朝鲜发生冲突时，中国以“藩国自主”为托词，拒绝为朝鲜的行为背书，拒绝承担“上国”所能承担的政治责任。

　　中国的拒绝让日本有了与朝鲜直接交涉的理由，1875年日本借助于“云阳号事件”与朝鲜谈判，达成《江华条约》。这既是朝鲜被迫开放的开始，也是中国在朝鲜宗主权受到严峻挑战的起点。日朝两国在条约中相互确认对方为“独立主权国家”，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被日朝两国莫名其妙地单方面予以取消。

　　中国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结果，当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李鸿章明白了《江华条约》对中国的意义后，很快开始了战略反击。李鸿章认为，如果让日本独占朝鲜，对中国的威胁太大，朝鲜不再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反而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跳板、桥头堡。要让朝鲜重回中国“国防外线”的战略定位，就必须设法将世界各大国引至朝鲜，以“大国均势”遏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觊觎。李鸿章的外交战略，很长时期被视为传统的“以夷制夷”。

　　帮助朝鲜对外开放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朝鲜的利益，日本对此也毫无办法。经过李鸿章的努力，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俄国等各大国相继与朝鲜签署双边通商协议，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朝鲜在1880年代初期大致成型。中国顺顺当当夺回了朝鲜事务的主导权，即便此时不再刻意强调所谓“宗主国”，中朝之间的关系就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中朝之间的紧密关系让日本很不舒服，稍后发生的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实际上都是中日两国为了争夺朝鲜事务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都因中国方面强势出击而平息。

　　1884年甲申政变背后力量为日本，日本支持的所谓“开化党”，其实就是一批亲日派。他们利用中法战争而发难，但他们没有料到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在袁世凯等年轻军官带领下迅即出手，平息了动乱。甲申政变后，中国在朝鲜拥有绝对主导权，但是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因为中国此时毕竟两面作战，没有办法与日本动真格，一决胜负，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的善后谈判中作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同意将来假如朝鲜发生类似壬午兵变、甲申政变这样的动荡时，中国向朝鲜出兵，一定会告知日本，日本也有权向朝鲜用兵。这就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

　　日本在甲申政变中吃了亏，中国通过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夺回了朝鲜事务主导权。此后十年，中国驻朝鲜商务代表为袁世凯，袁世凯的强势一方面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让朝鲜臣民中的反华势力暗中发展，为后来的变局预留了契机。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很长时间无法平息。不得已，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给予援助，而日本获悉这一消息后，格外积极鼓励中国政府向朝鲜派兵。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日本的用意，或者说中国政府没有恶意猜测日本人的目的。中国政府自认为只是在履行宗主国责任向朝鲜派兵平息动荡，不料这个简单的行动中了日本的奸计。当中国军队抵达朝鲜时，日本参照十年前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约定，也向朝鲜派兵，而且规模巨大，持续不断。中国方面发现苗头不对，动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是日本有备而来，根本不再理睬中国的动议。日本政府此时的目标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大打出手，一举驱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本军队并没有在朝鲜继续留驻的理由。但是日本人此时节外生枝，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的目标就是不撤兵，他们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但他们可以借着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国际社会，摆脱自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日本“中日两国共改朝政”动议毕竟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一份备忘录，对中方拒绝“共改朝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不会因为中国的拒绝而放弃这项动议，在朝鲜内政改革完成前，更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方当然不再顾及中方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主导权因这个细微变动渐渐向日本方面倾斜。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口舌之争无济于事，日本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恶化。究应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地上的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大规模用兵的计划也很难成功。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他详细列举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并无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朝抗倭，必须抽调大规模主力，而大规模主力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经费，添置必备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避免冲突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国，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指示，调整布局，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启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高升”号沉没，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

　　中国已进入朝鲜境内的军队主要驻扎在牙山一带，有两千多人，指挥官为叶志超、聂士成。当他们发现牙山可能将成为日军进攻对象时，突然感到牙山其实为“军事绝地”，易攻难守，不宜久留。于是他们主动调整部署，由聂士成将主力撤至成欢驿。对于清军的行动，日军密切跟踪，悄然完成对成欢驿的包围。28日拂晓，日军突然发动进攻。经几个小时激战，日军占领成欢驿，聂士成率众突围，向平壤集结。成欢驿之战，清军损失两百多人，并不算多。但这一战却使清军问题暴露无遗，失败主义情绪此后一直在清军中弥漫。相反，日军却通过牛刀小试，赢得了先机，振奋了军心。

　　进入9月，日军分批进逼平壤，逐步完成对平壤的包围，切断清军退路。9月12日，日军分东西两路向平壤发动大规模进攻，清军将领马玉崑、左宝贵、卫汝贵等率部奋力抵抗，战斗至15日，双方互有死伤。

　　平壤战役是甲午战争中近乎惟一的亮点，但终因日军死死围困，清军有全军覆灭之虞。平壤战地最高统帅叶志超与诸军统领商量，决定放弃平壤，保存实力。结果，兵溃如山倒，后撤的清军犹如惊弓之鸟，一溃千里，闻风而逃，退守中国境内，整个朝鲜随之成为日人囊中之物，甲午战争陆路部分就此结束。剩下的，就是海军。

　　两天后，9月17日上午十时，中日海军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水域狭路相逢。十二时五十分，两国舰队相距差不多五千米时，日舰第一游击队突然左转，直奔北洋舰队右翼。犹豫片刻，北洋旗舰“定远”舰终于发出黄海海战第一炮。三分钟后，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号发炮还击，旗舰“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摧毁，整个北洋舰队指挥系统在第一时间陷入瘫痪，海军提督丁汝昌身负重伤，指挥系统彻底失灵，此后各战舰基本上各自为战，激战五个小时，至下午五时许，“经远”舰被击沉，北洋主力损失殆尽，战斗结束。

　　是役，为甲午战争转折点。北洋海军“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或被击沉，或被击毁。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伤。清军死伤千余，日军死伤六百。此后，北洋战舰退守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黄海制海权，以及中国门户，均落入日军手中。

　　此后，日军乘胜追击，大本营分兵南北两路登陆作战，试图剑指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中国军队虽然也有顽强抵抗，但始终无法有效遏制日军强势进攻，转败为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895年2月11日夜，被围困在刘公岛很长时间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吞食鸦片自杀。刘步蟾、张文宣等将领也在此前后自尽身亡。

　　丁汝昌自杀后，美籍洋员浩威提议守岛将士借用丁汝昌的名义投降。2月14日下午，双方将领签署投降书。17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清政府倾三十年国家财力营建的北洋海军，一度号称“亚洲第一”，甚至世界第六或第八，至此全军覆没，成为历史陈迹。

　　山东半岛沦陷，使京畿门户洞开，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的危险大增，这是清廷建政中原两百多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因而威海之战是甲午战争巨大转折点，先前的清廷即便在朝鲜陆地、大东沟海战连续失败，但只要本土防线不被突破，日军不大规模登陆作战，京师不受战争影响，战争总能支撑下去。现在，京师门户洞开，清廷终于在现实面前醒悟，终于知道李鸿章为什么在战前反复告诫不要轻启战端的理由了。随后，清政府的选择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求和，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三、甲午战争的启示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在1895年之后，清廷允许自由办报，一下子几千份报纸就出来了；还可以自由议政，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政治改革，什么都能谈，这就释放了一个言论的空间；另外，还允许自由结社，全国马上就有几千家新兴社团出来了，有专门研究现代化学、现代农业的，也有关心国是、只谈政治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关条约》对地方自治的推动作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单靠一个模子肯定不行。1895年之后，清政府很快就放宽了对各地的一律化管理，让地方按照各自的特色施政。《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来说是惨败，要赔款，又要割地。但中国很快就从失败中站起来，一天都没耽搁。刚被日本打败，中国就开始向日本学习。从1895年起，中国逐渐派学生到日本留学。

　　甲午战争给当下中国最重要的启示可能是，中国要走向真正强大，得有一个强大的体制才行。体制的强大意味着国家和人民是一体的，国家把人民当作国民，人民也会对国家效忠。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并不是全民的战争，它和普通老百姓无关。这和日本武士道对国家的那种效忠有很大差别。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架构，中国是没有战斗力的，人家一打，我们肯定就被打散了，所以战争不可发生。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强大，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民对这个体制有高度认同，让人民发自内心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是伟大的。

　　在互动环节中，对于听众提出的割地赔款算法的依据等问题，马勇教授都给出了精彩回答。

　　　　现场签名（邓杨/摄）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指出，根据马勇教授的演讲，至少可以得到四点收获和启发。

　　第一，教授讲到地缘政治问题，清政府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退怯主义、短视主义、无所作为主义。中国和邻国的中藩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有其内在的缘由和外在的根据。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藩国自主”政策事实上采取了放弃的政策，结果主观上松懈了对朝鲜的责任，客观上影响迎合了日本侵略者的大陆政策，为后来的失败留下了巨大隐患。此时此刻，我们想到毛泽东主席在抗美援朝问题上的力挽狂澜和英明决策，不能不为老人家的高瞻远瞩和明察秋毫感到永远的追思，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第二，教授讲到日本选择国内完成重大事件的关键时节来实现其侵略意图，而我们恰恰处在一种“二元皇权”和慈禧太后60大寿的气氛当中，皇权又完全不了解十万火急的军情。我认为这是封建主义帝国制度的悲剧，由此，我们不能不扼腕叹息我们的制度之殇。

　　第三，总体战略上的保守主义，我认为主要表现在战争迫于眉睫，主战派和主和派还在讨论到底是打还是和。也许李鸿章的判断有点合理性，他讲到能不打尽量不打，他可能也知道自己军队的内在弱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的将士满腔热血、义愤填膺、视死如归，能有胜算的可能吗？

　　第四，甲午战争以后的失败主义情绪和悲观主义情绪弥漫全国，以《马关条约》为最，这种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情绪发展到极端，就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呼声和运动。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甲午之殇是剜心之痛。甲午之殇是制度之殇，是战略之殇，是战术之殇，也是文化之殇。我们中华民族早已站起来了，也已经富起来了，但是我们是否强起来了，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忧患意识及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考虑，值得同志们深思和考虑。让我们以勿忘国耻、勿忘军耻、兴我中华、建我强国的历史反思来感谢马勇教授的演讲。

　　据主持人介绍，2014年第8讲（总第64讲）读书讲坛定于8月30日举行，届时将邀请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主讲《全面深化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